建筑装饰中的文化映射
文 图/ 殷 珊 南京三江学院建筑系
建筑装饰作为一种审美符号已经深入到建筑艺术的各个角落，与建筑成为彼此依赖、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通过对建筑装饰的起源、功能进行分析，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装饰理论及发展。从建筑装饰文化的现状出发，提出目前建筑装饰中隐射出的文化及其发展趋势。
装饰（ornament），是一个广泛的、普遍的文化艺术现象。建筑装饰是建筑的审美符号，无论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装饰都是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赋予建筑空间以变化，赋予建筑形式以美感，同时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等意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每个时代都会在建筑中留下深刻的印迹，这些印迹除了保存在建筑的结构与外观造型中，更大量的信息则凝聚在了建筑装饰之中。建筑装饰是对建筑的主题结构、内部空间及使用功能的进一步深化与美化，通常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或陈设品对建筑的内外表面及空间进行各种处理，与建筑有机结合，并成为统一、和谐的整体，丰富了建筑的艺术形象，也赋予了建筑更深的艺术表现力和主观感受。
建筑装饰的起源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建筑装饰早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如果说远古人类居住的洞穴可以视为“建筑”的话，那么洞穴中的壁画则可以视为建筑装饰的雏形，对后世及现代的装饰文化研究都有很深的意义。西方理论家对装饰的起源有多种解释，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以下五种代表理论：
1. 以德国艺术史学家恩斯特·格罗塞（Ernst Grosses）为代表的模仿学说。该学说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认为装饰是因模仿而产生的。格罗塞指出：“原始民族的装潢，大多数是取材于自然界；它们是自然形态的模拟。”
2. 以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为代表的材料学说。他认为每种材料都有自身的形式语言，这些形式伴随材料的产生同时通过材料而得以实现。装饰是建筑作为艺术的首要条件，它的形式与材料有关，与材料的制造技术有关。
3. 以德国理论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为代表的风格知觉理论。李格尔把装饰的方法和风格的变化归因于造型意志的变化，把装饰的形式或设计归于艺术想象的意愿即他所谓的“艺术意志”。他认为“艺术意志”是装饰产生的根源。装饰是一种创造性心智的结果，创造性的自主和选择的原则是装饰的生命力所在。
4. 以德国理论家威廉·沃林格尔（ Wilhelm Worringer）为代表的移情作用理论。沃林格尔认为装饰就是人们企图填充虚无空白的一种本能的表现，将装饰的形式看成精神的透明标记。
5. 以英国理论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ansGombrich）为代表的秩序学说。贡布里希认为装饰的产生是“秩序感”的存在，装饰艺术是人进行这种秩序探寻的结果和成就之一，装饰的秩序就是人审美心理秩序的具体反映。无需讨论上述哪种理论的解释更加准确，建筑装饰的产生都与客观的需要有关，从装饰设计到通过各种材料的具体体现都能反映出建筑的历史文化。
建筑装饰的功能
人们通常认为建筑中的装饰大多是非功能性的，它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装饰对于建筑而言，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对建筑的影响自始至终都存在。我们对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建筑进行解读，都不可能讲装饰的因素排除在外，因为装饰与建筑的空间、构造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建筑装饰有其功能性，根据它在建筑中所处的不同部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审美功能。装饰与建筑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的共同之处首先都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而装饰的作用则在于增加美感。自从人类的审美意识产生之后，人们使用装饰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审美价值，使其为人们提供视觉和心灵上的美感和愉悦，建筑装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视觉感受。
2.实用功能。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Cicero）这样描述建筑形式的产生：“神殿里和柱廊里的柱子是支撑上部结构用的，然而，它们既有实际用处，又有高贵的外形。”这里的柱子既可以看成是结构也可以看成是装饰。由此可见，建筑装饰并不只是为了审美而存在，它同时也来自于功能和构造等的实际需要，带有一定的实用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存在没有实用功能的装饰。
3.表意功能。装饰作为艺术，同样具有艺术的本质特征，因此，看待装饰还需要从它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的需要，即表达意义的需要这一角度来认识装饰。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指出“原始装饰的效力，并不限于它是什么，大半还在于它是代表什么”，这表明了表达意义对于装饰的重要性。建筑装饰作为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主要承载物，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指代的功能，使用装饰可以让观赏者阅读出某种“被指”的意义。建筑装饰产生于功能和构造等的实际需要，也为精神层面留下余地。借助建筑装饰可以塑造特定的氛围，或者使人进入某种情绪状态，还能使建筑的意境更为深远。
建筑装饰及其理论发展
建筑装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它的发展是美学观念和价值体系转变的结果，也是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装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原始文化中的模仿性装饰；古典文化中的附加性装饰；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有机性装饰；现代主义运动时期的几何形装饰以及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多元化装饰。然而，在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转换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又颇具争议的话题。它的概念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变化，它的历史遭遇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时间的变迁，经历着褒、贬、扬、抑的不同命运。
古典主义时期，对建筑装饰的看法主要是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倡理性的、有节制的装饰。随着洛可可风格的出现带来了对建筑装饰问题的争论：一些人从理性的角度对洛可可错综复杂的非理性的装饰进行批判；另一些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支持对复杂装饰的需要。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关于建筑装饰的争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其争论的焦点为装饰是否合时宜。以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和维奥莱特·勒·杜克（Viollet le Duc）为代表的哥特式理性主义的态度，认为建筑是被装饰的结构物。而以英国的欧文·琼斯（Owen Jones）代表的另一种倾向是提倡有机的装饰，力图在装饰的形式与建筑物内在的功能之间建立联系。这两种倾向都支持建筑装饰存在的必要性，与这种态度相敌对的是认为装饰已经不合时宜，应该被摒弃的激进的反对建筑装饰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洛斯（Adolf Loos）。他著名的《装饰与罪恶》（Ornament und Verbrechen）一文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激烈的影响。
随着后工业革命的展开，建筑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开始重新反思现代主义建筑，建筑装饰也进入了否定时期。后现代主义运动重新肯定了建筑装饰存在的必要性，开启了多元化的建筑装饰时代，一直影响至今。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装饰
中国建筑也有悠久的装饰传统，并且在建筑装饰领域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不同区域的特色影响下，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造型与形式、题材与内容、色彩与材料都有着无穷无尽的表现手段和效果：从官式建筑中规格不同、形式各异的屋顶形式与组合方式到园林建筑中多种多样的漏窗形状与窗格图案，无不体现了中国建筑装饰的的丰富性、多样性。
但是，在这纷繁的形式表象之下却有一个统一的创作核心，也就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通常以动植物为题材，这些题材被用作装饰不仅在于它们的外在形象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更在于它们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可以被赋予象征或比拟的意义。中国建筑装饰中广泛运用的象征手法使中国传统建筑发挥了社会、伦理、政治、宗教等多重实际效用，因此，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装饰作为观念的反映和体现，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和看法被凝固在建筑装饰之中。建筑装饰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调和的宇宙观，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严格的礼制等级制度和各地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更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令中国的悠久历史呈现在不同的建筑装饰中。
这些丰富繁多的建筑装饰增加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中华传统建筑中最有特色和最稳固的特征之一。研究建筑装饰对于了解中国建筑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建筑装饰之走向
表意是建筑的基本任务，意义的变迁导致装饰的变革。格罗塞说：“世界上很少有几样东西能像装饰品那样，在文化进展的过程中，似乎变迁很多，却实在是变迁得很少。”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社会文化变化与装饰发展之间的关系。
随着多元化信息时代的全面来临，各种技术通过不同方式影响着建筑装饰，使建筑装饰无论从方法、手段还是效果上都产生了巨变：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为装饰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的工艺技术能够带给建筑装饰新的表现力；新的建筑材料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受和情感体验。技术的发展为建筑装饰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和发展方向。但在新的机遇到来的同时，新的挑战也随之出现。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建筑装饰领域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建筑装饰的全球化、多元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强烈冲击；二是建筑装饰的大众化、世俗化使的装饰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三是环境问题带来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中国建筑装饰的成功与否就在于能否在诸多现实矛盾中取得平衡。首先，要看清当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有利因素。其次，要充分理解建筑装饰的社会文化作用，建筑装饰的发展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需要在建筑设计中本着兼容并蓄的思想看待和把握装饰的问题。最后，要理性地进行装饰，在设计中坚持时代性、地域性、经济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原则。
装饰是建筑的辅助艺术，既是物质层面的，又是精神层面的。既不能舍本追逐成为建筑中重要的表现对象，也不能孤芳自赏忽视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地、适宜地进行装饰才是可取的做法。